【新观念】改变健康与老龄化的相关观念
导言——智能养老瞭望
长寿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不仅是思考老年生活，还有机会重新考虑如何展开整个人生。
很多关于老年人的常见观念和主观臆断都源于过时的陈规旧习，这是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综合性卫生响应的挑战之一。这种认识限制了我们认识问题、提出问题和抓住创新机会的能力。事实表明，我们需要树立有关老龄化与健康的全新的观念。
观念一：典型的老人并不存在
老年人的特征是多样化的。例如，一些80岁老年人的体力和脑力水平可能与很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相当。政策的制定应使尽可能多的人开始积极的老龄化进程。而且，相关政策必须致力于消除限制老年人持续参与社会活动和做出贡献的障碍。然而，还有很多人在较年轻的时候就会出现明显的能力衰退。例如，一些人在60多岁的时候就可能需要在他人的帮助下才能从事最基本的活动。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综合性公共卫生响应必须考虑到这部分人的需求。
在使老年人发挥潜能和满足其需求的过程中，老龄人群的多样性可能会导致政策上的杂乱无章，甚至出现由具有竞争性的不同的政府部门来实施相关政策的情况。最好将老年人的多种需求视为其功能的延续，综合性的政策应对应该能够兼顾老龄化进程中不同需求的鲜明特点。
观念二：年老并不意味着依赖他人
尽管不存在典型的老人，但社会常常会以有成见的方式看待老年人，从而导致仅仅由于年龄而对个人或群体产生歧视。这种现象被称为年龄歧视，现在年龄歧视甚至比性别或种族歧视更为普遍。对老年人最常见的歧视性成见，是认为他们必须依赖他人或者是一种负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老年人的歧视可能会导致人们产生一种臆断，即认为用于老年人的费用仅仅是经济消耗，从而着重限制此项支出。
根据年龄认为老年人必须依赖他人的臆断，忽视了老年人对经济的诸多贡献。例如，据英国2011年的研究估计，通过税收、消费和其他有经济价值活动并扣除养老金、福利和卫生保健支出，老年人对社会经济的净贡献为近400亿英镑，而到2030年将达到770亿英镑。
尽管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相关证据较少，但这些国家的老年人的贡献也非常巨大。如肯尼亚小型农场主的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因而老年人对于维持肯尼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地区的粮食安全十分关键。老年人在供养后代方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赞比亚，由于父母因艾滋病的流行而死亡或外出打工，三分之一的老年妇女成为了其孙辈的主要养育和照顾者。
此外，在各种资源条件下，老年人还通过很多无法用经济方法衡量的方式（为社会）作贡献。如在面临压力的时候为他人提供精神支持，或对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提供指导。政策的制定应该注重培养老年人发挥多重贡献的能力。
观念三：人口老龄化将增加卫生保健支出--但低于预期数额
另外一个常见的主观臆断是老年人需求的不断增加将导致不可持续的卫生保健支出的增长。事实上，情况远非如此。
虽然年龄的增长常常随着健康相关需求的增加，但是其与卫生保健服务的利用和卫生支出间的关系却是多变的。实际上，在一些高收入国家，每个人卫生保健的支出约在75岁以后明显下降（而长期卫生保健支出增加）。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步入高龄，只有使人们生活的更长更健康，才能真正的缓解卫生保健成本激增所带来的压力。
同时，卫生系统本身对年龄与卫生保健支出的关系也会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反映出卫生体系中服务提供者的系统、激励机制、针对脆弱老年群体的干预措施以及文化准则方面的差异，这在临终阶段表现的尤为明显。
实际上，无论我们的寿命如何，卫生保健费用最高的阶段往往是在生命最后的一两年。但是这种联系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别。例如，澳大利亚和荷兰用于临终者最后一年的卫生支出约占全部卫生保健费用的10%，而美国约为22%。而且，与低龄群体相比，高龄群体晚年的卫生保健支出趋向于更低。
尽管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相关证据，但是根据人群的年龄结构预测未来的卫生支出，其价值存疑。历史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老龄化对于卫生支出的影响远远小于一些其他因素。例如，美国1940年到1990年间（迄今为止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阶段）老龄化对卫生费用增长的贡献仅占约2%，而同期由技术变革导致的卫生费用的增长占38%-65% 。
观念四：70岁还不是新的60岁--但有这种可能
常见与老龄化的负面错误观念相反的另外一种臆想是，现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要优于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这种观点被总结为“70岁是新的60岁”。这种观点虽然表面上很积极，但却会导致不良后果。如果现在70岁的老人与过去60岁老人的健康状况相似，人们则可能会得出结论，如今70岁的老人可以很好地照顾自己，因而不需要政策上的帮助。
虽然强有力的证据显示老年人的寿命正逐渐增长，在高收入国家尤其如此，但是其延长的寿命中的生活质量尚不明确。各国及国际上的多项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而且，人口中不同亚群体的相关趋势也可能有明显差异。
世界卫生组织对出生在1916年至1958年之间的多项大型纵向研究的参与者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严重失能（需要他人帮助才能完成如吃饭和洗漱之类的基本活动）的发生率略有下降，但中度失能的发生率并无明显变化。
此外，这些研究排除了环境因素，一般只考虑了通常在晚年出现的严重失能的情况。而能力降低常常会更早出现，因此如何将这些还能生存10到20年的老年人的内在的能力与前人相比较尚不可知。
尽管70岁目前看起来还不能成为新的60岁，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在未来不可能成为现实。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公共卫生措施应对老龄化。
观念五：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社会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改变。两者的结合意味着未来人们的老龄化过程会与前几代人的经历有很大差别。
例如，与城镇化和全球化相伴的，是人口流动的加剧和劳动力市场的放开。对于拥有理想的技能和财务灵活性的老年人来说，这些变化为他们创造了新的机会。而另外一些人只能看着年轻人移居新的成长环境，而自己留守于较贫穷的农村地区，失去传统上可以帮助他们的家庭结构和社会保障网络。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性别规范也发生了改变。过去妇女的主要角色通常是照顾老人和幼儿。这就限制了妇女参加工作并获得收入，同时也对她们的晚年生活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包括较高的贫穷风险、难以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受虐待风险更高、健康状况不良以及获得养老金的机会减少等。现在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工作，这为她们的老年生活提供了更多的保障。但同时这一转变也限制了女性照顾其家庭和老年人的能力。随着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数量的迅速增长，家庭养老的陈旧模式已经明显无法维持了。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科技也在不断的革新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例如，网络可以让距离遥远的家庭成员保持联系，提供相关信息指导老年人进行自我护理，或者为护理人员提供支持。辅助性设备如助听器比过去的功能更强大，同时也更容易负担，一些可佩带的设备为健康监测和个性化卫生保健提供了新机会。
这些重大的社会和科技变革意味着不能再依据过时的老龄化社会模型来制定政策，而是要抓住发展带来的机遇，采取创新性的措施。同样的，根据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来制定政策也具有局限性，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未来的变化及其影响。因此，本报告所采取的方法是重点关注老年人的能力建设，帮助他们驾驭变化中的世界，创造新的、更好、更有成效的生活方式。这与其他政策领域的工作相一致，这些领域旨在为人们提供机会，实现他们的追求，而不是纯粹关注经济效用。
观念六：用于老年人口的支出是投资，而不是消费
用于卫生体系、长期卫生保健和广泛的支持性环境方面的支出通常被描绘为一种消费。本报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它将这些支出视为一种投资，用以加强老年人的能力，进而促进老年人的福祉和贡献。这些投资也有助于社会履行保障老年人的基本权利的义务。
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投资可以获得直接收益（好的卫生体系可以促进老年人的健康，使其能够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生活更幸福）。而其他投资的收益可能不太明显，但同样值得关注：例如，长期卫生保健方面的投入可以帮助明显失能的老年人尊严地生活，使女性可以继续工作，并通过社区内风险共担来培养社会凝聚力。
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制定经济学方面的理论基础，将再次把争论从关注如何将所谓的花费最小化，转变为分析和考虑：如果社会不能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投资，我们可能会失去的利益。认真的思考和全面量化投资规模及收益，这对于决策者以充分的信息为依据制定相关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摘选自：《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
编辑：智能养老瞭望工作室
